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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超常客观存在 超常教育必须重视

智力超常客观存在 超常教育必须重视

北京市海淀区高思超常教育培训学校校长徐鸣皋

   2005年7月,病榻上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10月,钱学森在北京逝世,在给世人留下巨大的智慧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批杰出人才?
   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而国与国间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较量。中国正在从社会主义大国迈向社会主义强国,世界级顶尖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影响我国高速发展进程的瓶颈。钱学森之问已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思。
要培养大师级杰出人才,我认为,这虽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无比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要解开这个症结,首先要明确两点:其一,培养谁?即培养对象问题。其二,怎么培养?即培养方法问题。
   我国对智力超常儿童的特殊教育一直来未受重视。因国际上或国内一些失败和令人尴尬的例子,使一些人谈虎色变,因而因噎废食否定了智力超常儿童的超常教育。正因如此,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智力超常儿童的超常教育,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尽人意。近年来在教育领域,特别在中小学教育中,往往强调“平均主义”、全面发展,否认了学生智力的差异,忽视了智力超常儿童应得的特殊教育,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培养,埋没了许多可能成为杰出人才的好苗子,这造成了人力资源挖掘的缺失,其损失之大,代价之重,都是无法估量的。必须承认,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天才是有的,这是客观存在,铁的事实。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理念,中外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肯定这个教育和教学的正确方法。在强调全民教育、平等教育的同时,给一些智力超常的儿童施以与其智力发展相应的个性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才是最好的教育机制。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给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邓小平又说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如果我们重视智力超常“娃娃”的超常教育,在教育上也贯彻“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精神,承认少儿的智力差异,区别对待,使一批拥有高智力的少年儿童尽早显露头角,而且根据“做事先做人”的原则,特别注意悉心培育,使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良好的道德、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身体及全面的基础知识,那么,这必为他们今后的成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们要举办智力超常儿童各种专长学习班,甚至创办此类学校,专门聘请名师,形成一个精良的教育团队,施以正确的教育方法,对培养对象进行专门的指导和精心培育,这才会使智力超常儿童得到符合其智力水平的正常发展,能顺利成长。只有这样,中国产生杰出人才的希望和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但愿,中国智力超常儿童的超常教育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早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使独具特色的我国超常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一、智力超常是客观存在超常教育是兴国所需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掀起一股大脑科学风暴,声称大脑科学将成为今后引领科学进展的最前沿的学科之一。丹尼尔•韦伯斯特指出:“头脑是所有事物的重要杠杆,人类思维是解答人类最终命运的过程。”大脑是数百万年进化的产物,是最复杂的研究对象,也是人们认识最为陌生的领域之一。人类对脑科学认识的另一结论是,人们对大脑的开发,即使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大师,也不到百分之十。不论哪一种学科,都承认生物学、脑科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个基本认识,即人脑的构成千差万别,尽管后天的开发有极大的余地,但先天遗传的成分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学生之间的天赋差异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众所周知,钱学森幼年即显示出过人天赋,三岁便将唐诗宋词及一些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并且能心算加减乘除。在小朋友间兴起的飞镖比赛中,钱学森拿着折得棱角分明的飞镖,气定神闲,观察风向,每次都能扔得最远,轻松夺冠。邻里纷纷赞叹钱家出了个“神童”。运算能力一直被视为数学的基本才能,许多著名数学家的运算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十八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进行复杂的微积分运算像呼吸一样自由。大家熟悉的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曾说,他在麦仙翁堆上学会计算,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运算,是上帝赐予他一生的天赋。高斯三岁便能纠正父亲的借债账目,九岁即用很短时间计算出老师布置的任务:对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迅速而又准确地得出5050,让老师惊喜不已。高斯十二岁,开始怀疑欧氏几何学中的基本公理,十六岁预测在欧氏几何之外必然会产生一门完全不同的几何学。当他十九岁时,成为第一个成功的用尺规构造出了正十七边形的天才。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诺伊曼是计算机的奠基人,“他记忆力惊人,思维运转的速度也是同样不可思议。”能在头脑中轻而易举地进行六位数运算,让他的老师波利亚自叹弗如。波利亚每次留下的课堂习题,在他离开教室之前,其他学生还刚刚开始思考,诺伊曼已将解答交到他的手中。
   进入二十世纪,人们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发现超常智力,努力制定确定超常智力的客观标准,并进一步上升到科学理论层面来论证智力超常的客观存在。
1900年的巴黎,不少学生家长向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奈提出请求:设计一种测试方法,来预言低年级学生中哪些人将来会有出息,哪些人将平平庸庸。比奈的发明被命名为“智力测试”,如同巴黎的时尚一样,开始风靡世界。一战时,美国的特孟教授受政府的委托,对招募来的一百多万新兵进行智力测试。在测试中获得高分的新兵,将被视为未来将军之才而进行特殊培养。在此基础上,特孟教授修订了比奈-西蒙量表,创造出斯坦福-比奈量表。在这些量表里,个体智商呈现正态分布的曲线形式。正常智商的界限为90~110,在人数上约占50%;智商介于130-140的,约占3%;智力超过140,约占0.5%。此后,为了研究天才儿童的成长,特孟教授对天才儿童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的跟踪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天才儿童的智力优势可以保持到成人期甚至老年期。特孟坚信,个体智力中有很大成份是属于先天的,因而是极其稳定的。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斯坦利教授倡导下成立的SMPY,主要以SAT-M为测量工具,目的在于及早发现数学能力特别强的超常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优化的机会以挖掘他们的最大潜能,促进他们的快速发展,尽早且更好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些测试的研发及应用启发了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AT-M是为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编制的数学能力测验。在SMPY研究中,SAT-M主要用于七、八年级的学生,这些学生比SAT-M要求的正常年龄小五岁左右。在SAT-M测试中取得高分的学生,只需花费一般学生的6%时间就可以学完中学的数学基础课程。
   关于智力超常的较新研究来自美国的加德纳教授。他通过大量心理学的实验数据和实例的观察分析,认为人类至少存在七种以上的智能,即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据统计,在这七种智能中超常的人约占25%。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拥有这七种潜能,环境和教育对开发这些智力潜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口众多,素以聪明智慧著称。按国际上通行的3%的比例计算,我国至少有600万智力超常儿童。这是我国巨大的人才宝库。SMPY于1987年、1988年、1991年对北京地区13周岁以下少年进行了SAT-M测试。我的儿子徐健在11岁半时参加了这一测试,成绩为730分。斯坦利博士发来贺信,认为徐健智力超常,这个结果让人兴奋。后来,徐健在1989年获第二届“华杯赛”金牌,1992年获得了俄罗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当时北京地区通过SAT-M测试并取得较好成绩的孩子大部分以后的发展都比较好,这证明斯坦利博士的预测和孩子的实际发展是吻合的。
   我国要变为强国,必须在科技上要领先,必须有许多创新成果,必须有许多革命性的突破,可以大胆地预言,将来的科学大师和杰出人才,不说全部,但大多数将从这些智力超常儿童中产生。所以如何对待这几百万智力超常儿童,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培育好这些智力超常的儿童,是兴国所需。

二、与国际超常教育存在较大差距亟待迎头赶上

   许多发达国家已将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来思考,纷纷采用制定相应的制度法规,调动有关的科研队伍等举措,以保障智力超常儿童的权益和使其成长能顺利发展。
   “超常教育”在英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又被称为“优才或资优教育”,新加坡、日本则将其命名为“高才或英才教育”。世界各国对超常教育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名称使用上,更体现在对超常教育的支持力度和管理机制上。不同国家对超常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多数发达国家奉行人才立国战略,相应地建立起一套成熟、完整的智力超常儿童培养模式,通过立法设有专门的资优教育机构,并在选拔制度、教学方式设计、师资培训等方面均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整个社会、学校、家长形成相对稳定的培养体系,超常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智力超常儿童教育设立研究项目。世界超常儿童教育会议从1975年开始,已经在不同国家举行了18届,现如今出席的国家已经超过50个,参加的专家学者近千人,各国一同交流超常儿童教育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以说,超常儿童教育早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超常教育的雏形。经过百年的发展,美国超常教育体制日渐成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超常教育最普及,研究和从教人员人数最多的国家,基本上所有公立学校都在实施“天才与资优教育计划”。以德克萨斯州为例,从1987年起,德州教育局就要求所有学区为各年级的天才资优学生开设特殊教育课程。该州法律定义的“天才”包括:超常的智力、创造力、特殊学术能力、领导能力、艺术能力等。另据统计,在美国加州,2003至2004学年中小学总共有630多万学生,其中有超过47万人被鉴定为各类天才儿童。当年加州的教育经费超过538亿美元,用在各种天才教育项目上的共有4.95亿美元。美国各州政府有专门的款项用于天才教育,此外还有部分资金来自私人捐款和基金会。天才班的学生不用缴纳学费,且还可能得到奖学金,这为天才儿童解决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参照世界上多个国家最优秀儿童的智力水平,设立了九岁、十三岁和十八岁三个等级的“超常生国际水平测试”。家长可以随时为学生报名,申请参加此类考试。通过这种考试,超常生才有机会享受教育和技能部提供的一些课外学习和辅导活动。英国培养超常人才一直本着“实用”的态度,各个学校早已摒弃用智商测量来判断学生才能的做法。教育和技能部明确提出,对超常生的培养,是为了使“天才和专才”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印度在天才儿童的教育方面却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雄心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印度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儿童占了青少年的大多数。为了保证农村天才儿童像城市儿童一样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印度政府于1985年首次开办两所天才儿童学校,此后逐年增加。目前几乎每个区都有一所天才儿童学校。
   我国的超常教育起步于1978年,一批教育工作者开始着手研究天才儿童的教育。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地区性的、较大规模地进行超常教育实践,源于国际中学生数学竞赛。二十多年来,我国中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令国际数学界对中国青少年刮目相看。在国内中小学迅速掀起数学学习及竞赛热潮。大量青少年通过数学训练和参加数学竞赛,在智力方面获得快速发展,进入国内外名牌大学深造,许多人已成为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但必须指出,数学竞赛毕竟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过分、片面地突出这一点,并不完全利于这些学生今后的发展。如何避免这种偏差,也正是我们当下从事超常教育者应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另外,二十多年来我国中学生参加世界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的佼佼者,按理说应该是最有可能被大学培养为杰出人才的,但其成长似乎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从十岁起连续三年参加中学世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1986年获铜牌,1987年获银牌,1988年获金牌,取得金牌时年仅十二岁。此后一帆风顺,仅过十余年,二十五岁的陶哲轩即摘取号称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顶级大师。最近,英国十四岁的数学神童阿兰•费尔南得斯进入剑桥大学,成为该校237年来最年轻的学生,人们惊呼这是否将是第二个怀尔斯(1995年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最终解决困惑数学界350年的著名难题费马猜想,因而获得菲尔兹奖和数学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相比之下,我们在青少年中这样一批人才却没有达到类似的水平。
   从整体而言,我国超常教育仍处在一个被冷落、被忽视的状况,我国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专门机构来研究智力超常儿童教育。这与我国现有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符。
   无庸讳言,现有的教育设置与教育体制,显然无法保证所有具备超常潜质的儿童都能获得适宜的教育环境,充分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多年来,我们在单一的教育体制下,绝大部分的中小学都是以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思想为指导,尽量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实行均等教育;害怕学生出现两极分化,要求学生在所谓正规模式下来全面发展,只允许学生在各种规范下、某种限度内的优秀,实际上是不鼓励甚至害怕学生过于冒尖。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学生本身的差异性,从而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和标准将学生统死,这无疑是违背教育规律的。近年来虽有各种民办学校在城市中大量涌现,但其办学原则和基本功能则是定位于课外补习。显然,上述两种学校体制都不能解决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和培养。
中国的智力超常儿童散布在各个学校。他们的人生本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他们在应对智力挑战之余,完全可以谱写自己多彩人生。而实际上,学校中的常规教育无法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却只能反复学习他们早已掌握的知识,这无疑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智力超常儿童的一些行为在学校被视为“异常”,不为老师所理解,甚至遭到老师的责骂讽刺。更令人痛心的是,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对中小学生“减负”的名义下,不分青红皂白,对一些旨在鼓励学生提高智力、超出常规教学的培训和竞赛,多方掣肘,处处设限,使大量学有余力、智力超常的儿童失去了充分学习、互相激励竞争的机会。他们身上储藏的巨大潜力无法获得及时的引导和发挥,极有可能迅速枯萎。我国智力超常儿童被置于一种极其不平等和困难的境地。许多未来的杰出人才已经“胎死腹中”。智力超常儿童教育如何走上正规,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已成为当今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这已引起了全社会众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关注。

三、对超常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重要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核心人才在少儿时期即显露出超乎常人的思维能力。事实证明,对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施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可以使他们的才智得到应有的发展,身为一批杰出的人才,进而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作出重大的贡献。
   我对智力超常儿童教育教学的探索和实践,起缘于对儿子徐健的培养。正因为家里出现了一个天才儿童,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让他在智力以及非智力方面得到平衡发展,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思维能力。同时,我参与了原北京市华罗庚数学学校(现北京仁华学校,简称“华校”)的早期筹建和近二十年的教学工作,总结二十余年超常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我对如何通过超常教育培养出优秀人才有了一些感悟,下面所谈的几点,作为引玉之砖,与大家商讨。
第一,超常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智力超常儿童
   超常教育的对象,就是智力超常的儿童。其范围属于同年龄儿童中靠前的3%~5%。对于智力超常儿童的鉴定,虽然各国已研发出多种测试方法,但每一种方法都无法绝对准确地立即判定谁就一定是超常儿童,更不用说将来一定成为杰出人才。我们必须考虑到儿童成长历程中的各种变数,因此,我们认为,超常是个连续、模糊的概念,是一个需要多次检测、比较,才能确定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天才儿童的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充分关注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不断发现人才。也就是说,发现、鉴别、培养智力超常儿童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对于自然科学方面智力超常儿童的鉴定,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方法是数学测试。我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这是可靠的。通过数学综合技能的测试,成绩名列同龄人前10%-20%的学生都有可能是超常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多次的筛选,仍能一直保持在前3%-5%的学生,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所说的智力超常学生。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施建农认为:“超常教育既不是超乎寻常的教育,也不是使常态儿童成为超常儿童的教育,而是针对超常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而进行的、旨在使他们得到良好发展的教育。超常教育就是为超常儿童提供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这清楚地说明超常教育的对象就是智力超常儿童。这应该属于特殊教育的范畴,其培养目标不是把“非超常”变成“超常”,而是将智力超常的儿童培育成材。
第二,超常教育首先要注意培养综合素质充分考虑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平衡
   智力超常儿童在智力上有很大优势,远远超过同龄儿童智力水准,但在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生各种问题,因此,对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和培养更要强调做人的综合素质,这里主要指通常意义下的德育、体育和心理等诸多方面。近些年在各级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为数不少,其中确有一部分人品质方面出现问题,不能顺利完成学业,不懂得梳理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导致夭折。这种走偏走错的现象受到广泛的批评。应该承认我们在面对这个群体的教育方面还存在问题,如严重的功利主义办班,指导思想偏差等,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超常教育不是“竞赛教育”。
   而另一方面,智力超常的人往往在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上与普通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有的甚至有明显的人格缺陷。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过:“这些有才华的人,却可能天生具有这样古怪地不利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天才的问题呢,抑或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如何进行智力超常儿童教育,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需要慎重对待的课题。即使超常教育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上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招收了包括维纳在内的五名神童,实行特殊教育。但后来成功的仅有维纳一人,而且亦患有严重精神心理问题。而最有才能、被人认为前途无法估量的西迪斯,后来却甚为潦倒,郁郁而死。其余三人都没有重大建树。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十六岁进入哈佛大学的数学天才卡钦斯基,由于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终于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恐怖分子。由此可见,若没有合适的教育和引导,若缺乏老师、家长、社会足够的重视和关怀,智力超常儿童也有可能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其结果不仅造成人才的流失和浪费,而且会导致高智商犯罪,给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上述例子正好说明,对智力超常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的重要性。国家、社会、教师必须重视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找到使其健康成长、有把握成材的途径。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对智力超常儿童进行有效的培养,积极寻求科学合理的方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们的成功百分之八十不是取决于智商,而在于情商。教育者不应只着力于提高超常智力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还应对非智力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智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培养非智力因素健康发展,使两者平衡地得以全面发展。因为非智力因素如注意、动机、兴趣、情绪、意志、性格等,是与智力活动关系密切并能影响智力活动效率的。我们希望,培养的智力超常的学生不仅品德佳、素质好、健康快乐、豁达坚毅,且对家庭和社会有责任心。只有这样的学生,当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他们会极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第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共同办好超常教育
   开展超常教育,仅依赖于公立学校资源则显得力量单薄。立足于现实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力、财力、物力,给智力超常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惟其如此,超常教育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才会走得更加顺畅,步伐更加稳健。
   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第三条明确指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对民办教育越来越支持鼓励。
早在二十年前,我是“华校”创始团队的主要成员,一直担任A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在“华校”的近二十年间,我接触了大量的智力超常学生,深为这些学生的才能与对知识的渴求而感动。这是我坚持做超常教育源源不断的动力。
   根据形势发展,注意到体制外办超常教育则有相对的优势,2001年我们与北京巨人学校合作创办成立了数学“尖子班”。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的平台上,广大家长积极配合,支持孩子参加选拔测试、投入学习,共同参与到超常教育实践中来。近十年来,“尖子班”发展很快,坚定了我们的办学信念。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和冲击,“尖子班”没有一个班停过一堂课,坚持教学的完整性、系统性、连续性,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同时,我们在原有教师队伍基础上,又锻炼和培养出一批教学管理干部队伍。因此我们不仅具备教学上的优势,又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超常教育的管理办法。
   2009年11月,我们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海淀区高思超常教育培训学校(简称“高思”)。“高思”起源于“华校”,发展于数学“尖子班”,与超常教育有深厚的渊源。它一诞生,立刻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和学生、家长的热烈欢迎,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内,即得到迅速发展。“高思”将北京大多数智力超常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从而形成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学生、家长、教师以“高思”为广阔平台,展开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集思广益,共同为超常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充分利用数学的学科优势培养综合素质提高思维能力
   如何培养好智力超常的儿童,是超常教育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不仅利用数学来选拨、鉴别智力超常儿童,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数学的学科优势,提高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我始终贯彻一个基本理念,即数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递。为此,数学教育必须浸润更深厚的人文价值,充分彰显数学的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发掘智力超常儿童本身蕴藏的潜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不主张将智力超常儿童的数学教育变成培养运动员式的训练,而坚持以启发学生兴趣来引导数学学习。在我们看来,数学的学习,不过是一种手段、一个载体,更为重要的在于,以此使学生实现自我扩充,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从人生观而言,我一向提倡用智慧来应对人生。在人们一生发展的轨迹中,无时无刻不显示智慧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智慧的差异决定了人生的差距。而古往今来杰出的成功者,无一不是擅长运用智慧面对人生的典范。以我个人的认识,数学思想与人生智慧在许多层面上是互相融通的,比如人生中选择的智慧、平衡的智慧、取舍的智慧、前进的智慧、迂回的智慧等等,都可以在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过程中得到体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在一次教育教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语文就是教育”的“大语文教育概念”。语文不仅锻炼和培养学生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语文的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格、意志、品质和品位,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数学也是一样。其实,每门学科也都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不仅重在教书,更重育人。
我们必须将学生个人的思维进步与飞跃引向更深更远的境界,使个体的创造力与科学的发展、宇宙的奥秘、人类的前景联系起来,使学生逐渐意识到个体生命的自身价值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只有这样,他对于科学的兴趣就不仅仅只是兴趣,而是在兴趣之上转变成了具有强烈使命感的责任。而一旦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真正“大师级的人才”在中国出现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第五,必须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秀教师团队
   良师兴国,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只有让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教育,教育才有可能成功。因此,我们“高思”对教师队伍的要求极其严格。超常教育必须而且只能由第一流的教师来承担。他们不仅本身具有超常的智力,而且具有超常教育的经验和热情,心甘情愿地为超常教育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
   在高思学校任教的老师,有数学、语文、英语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大多数老师曾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有些还是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得主。他们获得国内外著名学府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投入到智力超常儿童的教育事业中来。须佶成、李川、杨笑山、邹瑾等二十几位年轻老师,他们自参与“华校”的教学之日起,即得到很好的锻炼。虽然刚过或接近而立之年,却是有着十多年超常教育经验的“老资格”。他们认真、严谨、真诚、富有爱心,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个学生。他们年轻热情,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研究、革新教学方式,探索最为有效的方法。他们注重并善于与学生交流、互动,真正实行启发式教学。在“高思”,不是“老师教,学生学”,而是“我调动,你发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在老师的调动,激活和鼓舞下,学生的思维、情绪获得升华,充满创造性的内心冲动,最终使学生的个性、才华和潜质得到充分展示。
“高思”这群具有超常智力的英才,能全身心投身教育,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吸引着更多英才的加入,如今这个队伍正在扩大。作为高思超常教育培训学校的校长,我感到很欣慰,同时也深受鼓舞,非常愿意继续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奋斗。
   当然,人才的发现和成长,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需要全社会创造出良好的环境和机制,也需要有一种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天才的出现,智力超常儿童最终成才,是历史文化、精神传统、现实社会环境氛围以及个人特殊素质达到最佳结合的产物。若全社会都正视“智力超常客观存在,超常教育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为超常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中国大师级人才的出现将指日可待。
   我希望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教育探索出一条广阔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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